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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季梅 赵明新:新疆兵团社区矫正机制的现状与完善
作者:佚名 文章来源:本站原创 更新时间:2013-11-13 12:00:48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人类文明程度的不断提高,人们的刑罚观念开始变化。从报应主义的刑罚观念逐步转化为教育矫正主义,行刑方式也由过去的注重监禁刑矫正模式过渡到监禁与社会矫正兼顾的矫正模式。德国刑事社会学派的代表人李斯特有这样一句名言:“矫正可以矫正的罪犯,不能矫正的不使其为害。”?1这成为国际社会主流的刑事政策观点。我国顺应这种历史潮流,首先从实务界推动了行刑模式的改革潮流。2002年8月上海率先起步,进行社区矫正探索。2003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下发《关于开展社区矫正试点工作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 ),先后确定了第一批、第二批社区矫正试点城市, 2009年,社区矫正开始在全国推广,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也于2010年开始进行社区矫正。对于新疆兵团来说,这项机制是一个全新的挑战,值得庆幸的是有内地的理论成果和实践经验做参考。但新疆兵团有其自身的特点,应当结合实际情况,创出一套适合新疆兵团的社区矫正机制,而不是照搬别人的经验。
本文笔者从社区矫正产生的背景出发,结合当前国内外的理论研究和实际做法,以及我国监禁矫正的实际情况,论证分析了新疆兵团实行这项制度的现状和需要完善之处,希望可以为实际工作提供参考。

    一、社区矫正及其理论基础
    (一)社区矫正概述
  1、社区矫正的产生和发展
“社区矫正”是美国、加拿大等部分西方发达国家对罪犯在社区中接受刑法执行活动的称谓。此机制在西方发展的相对成熟,但,迄今为止,各国立法并没有明确界定它的定义,学者们和实务界人士对此也众说纷纭。在我国官方将社区矫正定义为:社区矫正是与监禁矫正相对应的行刑方式,将符合社区矫正条件的罪犯置于社区内,由专门的国家机关在相关社会团体和民间组织以及社会志愿者的协助下,在判决、裁定或决定确定的期限内,矫正其犯罪心理和行为恶习,并促使其顺利回归社会的非监禁刑罚执行活动。此观点着眼于刑罚执行的个别预防,制定针对于个案的个性化矫正方案,同时又不放弃一般预防,较为全面的涵盖了社区矫正的内涵。

  社区矫正作为国家刑罚的执行活动,是人类刑罚思想和行刑制度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2人类刑罚的形成从原始社会到奴隶社会,野蛮和残酷成为这个时代的代名词,找不到社区矫正的影子。17、18世纪资产阶级启蒙运动蓬勃发展,针对封建社会罪行擅断、严刑峻法的残酷现象,以贝卡里亚、边沁、费尔巴哈等为代表的刑事古典学派认为:对罪犯的处罚只能以其实施的犯罪行为及其对社会的危害程度为根据,超过行为危害程度的刑罚就是不公正的。在刑事古典学派思想的影响下,欧洲进行了监狱制度的改良,极大促进了罪犯的人道化待遇。这种刑罚思想的转变推动了社区矫正理念的产生。

  19世纪后半期,西方社会城市化加快,贫富差距拉大,伴随发生高犯罪率等严重社会问题,以有效遏制犯罪、保卫社会为目标的刑事实证学派应运而生。其强调刑罚的目的不是单纯的报应,而应是矫正犯罪人的反社会性人格,使其重新社会化,成为社会有用的成员。刑罚执行的重心从关注惩罚转移到关注犯罪人如何再度社会化。该学派的刑罚思想引发了刑罚史的一次大革命,促使包括缓刑、假释等现代刑罚制度的诞生,社区矫正制度也从这里起步,并不断发展壮大。?3在这种思想的引导下,十九世纪初,英国、美国相继创立、完善了假释、缓刑制度。十九世纪中后期,英国人亚历山大·麦科诺基及其追随者沃尔特·克罗夫顿致力于监狱改良实践,这些事件促使英美缓刑、假释制度的形成,社区矫正制度产生和发展。到了二十世纪三十至七十年代,社区矫正制度发展壮大,种类更多样化。虽然,1974年,罗伯特·马丁森对纽约州矫正系统进行长达3年研究后,得出“矫正无效”的结论,但经过反思,美国加强了社区矫正中的惩罚功能,建立了“中间制裁”等措施,使社区矫正制度完善,并在实践中发展成熟,被广泛适用。据统计,当代,美国、英国、法国等社区矫正率在50%以上,而加拿大、澳大利亚甚至接近80%。

  2、社区矫正的特点
  社区矫正是与监狱矫正相对应的刑罚执行方式,它兼顾行刑和矫正的特点。具有明显的司法性、强制性、社会性的特点。

  1)社区矫正是一项弱惩罚性的刑罚执行活动。在我国,社区矫正是由专门的国家强制机关作为执法主体,以社会力量作为协助力量的行刑工作。社区矫正的惩罚性是必要的,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种特性,它使犯罪人在惩罚的痛苦中感受到犯罪的得不偿失,从而反思自己的行为,改正自己的行为;它也安慰了那些被犯罪所侵害的被害人的法感情和普通民众善恶相报的观念。但是,这种惩罚性是少量和轻微的,它将犯罪人放在一个相对开放的,社会公众参与的环境中去矫正,相对于“监禁矫正”它的惩罚性降低。

  2)社区矫正对象的特定性。根据“两高两部”的《通知》,社区矫正的对象针对5类人,分别是被判处管制的、被宣告缓刑的、被暂予监外执行的、被裁定假释的、被剥夺政治权利,并在社会上服刑的。总之,针对的是经法院裁判的犯罪人。

  3)社区矫正具有社会性。首先,它的社会性体现在工作主体的社会性上,社区矫正积极的利用社会资源、整合社会各方面的力量对符合条件的人进行教育、矫正。其次也体现在犯罪人对社会工作的参与上。在各地社区矫正工作实践项目中都设置了一些公益劳动。使社区服刑人员通过“看得见、摸得着”的公益劳动为社会创造一定的社会价值,实现自我的再社会化。再次,在工作方法上,社区矫正工作人员在工作中,与犯罪人平等的交流、平等对待,为犯罪人发挥自我潜力自谋工作、自力更生提供帮助与支持,弥补了刑罚执行活动社会关怀不足的弊端。最后,体现在矫正场所上,社区矫正将五类犯罪人置于开放型社区矫正,相对应监狱矫正,社区矫正是一种社会上的矫正,矫正对象拥有了更多的自由。

  (二)社区矫正的理论基础
  1、刑罚救治论
  19世纪后半期,强调报应主义的刑事古典学派刑罚理论对汹涌而至的犯罪浪潮缺乏必要的应对策略,于是,以有效遏制犯罪、保卫社会为目的的刑事社会学派应运而生,代表人物龙勃罗梭、菲利等。刑事实证学派否认人具有绝对自由意志,在他们看来,犯罪是由行为人个人因素或个人和外界两方面因素所决定,一旦这些因素出现,行为人就必然实施犯罪。个人的行为是由其遗传因素以及他生活在其中的社会因素和自然因素决定,在犯罪还是不犯罪问题上,行为人不存在选择的自由。社会面临的威胁来自有危险性格的人,犯罪行为在客观上造成的侵害不过是犯罪人的人身危险性的外部表现。因此,犯罪应受谴责的不是犯罪人的行为,而是犯罪人的反社会人格。从这点出发,刑事实证学派强调刑罚的目的不应是单纯的报应犯罪,而应是矫正犯罪人的反社会人格,使其重新社会化,成为社会有用的成员。刑罚执行关注的重心应从关注惩罚转移到关注犯罪人如何通过教育改造,尽快复归社会。?5

  2、标签理论
  20世纪60-70年代,美国对犯罪学的标签理论给予认可和肯定。社会的空前分化给了标签理论一个发展的机会,使标签理论盛行一时。此观点的代表人物是莱莫特、贝克尔。基本观点:犯罪人的越轨行为是行为人与社会互动的产物。行为人之所以成为越轨者,往往是因为他在与社会互动过程中,父母、老师、社会组织处理行为人的越轨行为时,贴上了不良“标签”,而这些标签是一种社会耻辱性“烙印”,他将越轨者同“社会正常人”分开,被贴上“标签”的人自我修正,逐渐开始认同社会对自己的不良评价,继而与其他的“坏人”为伍,在犯罪的路上越走越远,最终无法自拔。

  标签理论片面强调人们心里上的反应,忽视社会问题的本身性质,有其无法解释的缺陷,但它以其实用性给当今的社会工作者以及普通民众以深刻启示,即:应尽量避免对“越轨者”贴上不良“标签”,即使发现某些人发生了某些越轨行为,也不应当为其贴上“标签”,嘲讽、另眼相看他们,应当极力帮助和治疗,使其不脱离家庭、社会环境,尽量弱化标签色彩。

  3、行刑社会化理论
  从20世纪60年代以来,行刑社会化运动倍受青睐,进入到了兴盛时期。它注重社会因素在刑罚执行中的作用,促进罪犯和社会接触的可能,尽量减少被判处监禁刑罪犯的数量。这种措施不仅保障了罪犯会见亲属的权利、保障罪犯与外界通信权,而且增加了监狱的开放性,通过各种努力增加社会力量介入罪犯的矫正,加强罪犯与社会的联系,使犯罪人改过自新,易于复归社会。
人们期待将犯罪人投进监狱后,他们会改过自新,继续完成社会化,但监狱的封闭性使犯罪人远离社会,使他们越来越不能适应社会,出狱后更是受到社会民众的排斥、歧视,导致一部分人再次走上犯罪道路,改造犯罪人的监狱成为造就犯罪人的学校。有感于监禁刑的弊端,瑞士人克罗海最早提倡行刑社会化并将其付诸于实践。行刑社会化也成为当今世界行刑制度发展的趋势,甚至成为衡量一国先进和文明程度的重要标志。
此外行刑经济化理论、刑罚谦抑精神等诸多理论和观念为社区矫正的实践提供了理论支持,而且它们相互借鉴、相互影响,强化了社区矫正制度合理性的根基。

  二、社区矫正的实证分析
  (一)英美社区矫正发展及对我国的借鉴
  1、英美社区矫正发展状况及模式
  1)英美社区矫正发展状况
  社区矫正制度最早在英美国家建立起来。以美国为例, 20世纪70年代,伴随着监狱矫正犯罪人弊病的暴露,此项制度迎来了第一次兴盛,但到20世纪80年代美国犯罪率升高,民众对社区矫正犯罪人产生焦虑,社区矫正走向低谷,然而到了20世纪90年代,美国监狱人满为患,此项制度再次逢春。美国的社区矫正模式由单一的传统模式演变为以案主为本,以社区为本的多元整合模式。在其中,非政府组织承担着越来越多的矫正事务,它们除了政府资金支持外,还积极寻求、建立自理机制,满足社区矫正事务的需要,政府公权干预色彩越来越淡。

  2)英美社区矫正发展模式
  据社区矫正的发起方式、资金来源等不同,社区矫正可分为三种模式:政府主导型——以新加坡为例,特点为政府和社区紧密结合,政府对社区矫正的干预较多,并且具体,社区矫正具有浓厚的官办色彩;社区主导型——以美国为例,特点是政府仅以立法方式间接干预、规范社区矫正,社区矫正的具体工作由社区居民自主治理;混合型——以日本为例,政府对社区矫正的干预较为宽松,官办色彩与民间自治在社区发展中彼此交织。英美国家早期的社区矫正采用自上而下的发起模式,经历了社区矫正发展低谷后,以非政府组织、志愿者、一般公众组成的自下而上的模式逐渐取代了前者。这种发展模式以捐款、基金等社会捐助为主要资金来源,它更多的关注国民福利、被执行人人权及社会改革。在参与方式上社区矫正的发展强调唤起社会集体行动、依赖大众运动和使用大众媒体。在英美社区矫正发展的推动力中社区自治处于中心位置。社区层面的组织及居民按照自治原则处理矫正事务,政府不直接干预社区矫正活动,政府对社区矫正的发展主要表现在提供制度规范。

  2、英美社区矫正对我国的借鉴意义
英美社区矫正已经从早期单一模式向社会多元整合模式发展,超越了单纯的政府主导模式或社会自治模式,发展为混合模式。英美社区矫正模式对我国社区矫正建设具有多方面的借鉴价值。
首先,英美社区矫正混合式的社区矫正模式,社会参与程度、形式与具体机制在不断加强和深化。在混合模式下,社区居民参与方式由原先被动的响应政府号召转而成为主动参与,由单纯的政府主导或社区居民主导的形式转化为政府、社会组织,特别是非政府组织与社会志愿者等新生力量参与的共同行为。我们也应打破停留在政府自上而下“运动”式为主、居民参与为辅的方式上,鼓励社区居民、非政府组织、社会志愿者、矫正对象家庭成员等主体自发参与,将社会力量的广泛参与作为社区矫正的重要基础。
其次,政府应当在社区矫正工作中找准自己的位置,不应当大包大揽,否则将难以达到行刑经济化的目标。从我国现实情况看,政府在社区矫正过程中处于强势主导地位,然而它却有悖于社区矫正的本质,如果我国社区矫正坚持现有行政化的发展模式,那么推行社区矫正就是意味着政府职能的扩张,从某种程度上讲,社区矫正便只是监狱矫正的“变异”。

  最后,英美社区矫正走上社区资源、功能整合之路值得借鉴。20世纪80年代以后,英美社区矫正有意识地通过社区资源与功能的整合来加速发展。政府、社区非政府组织、民众、志愿者、私人部门等多方力量在社区自治的基础上整合起来,它超越了简单的公权干预的资源整合方式,实现了发动各种力量、调动各种资源的社区自治式的整合发展。我国几十年的社区发展过程基本沿袭了政府主导的模式,公权色彩抑制了社区自治整合发展的可能。

  (二)我国社区矫正工作实证研究——以武汉市社区矫正工作为例?7
  社区矫正制度发源于英美国家,美国社区矫正迄今已有一百多年的历史,此项制度到了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已发展成熟。然而,2003年,我国才在建设良好的社区开始社区矫正的试点,理论界更是对他高唱赞歌,实务界也在积极响应,迎合着这种浪潮,各试点地捷报频频,但通过梳理这些信息,不管“北京模式”,还是“上海模式”,都是在慢慢探索,没有成熟的工作机制可循。武汉市社区矫正工作作为我国社区矫正工作的缩影,他的工作状况折射出了我国社区矫正的现状及面临的问题。

  1、武汉市开展社区矫正工作情况概述
  2003年7月10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联合发布《关于开展社区矫正试点工作的通知》,确定在北京、上海、天津、山东、江苏、浙江六个省市先行开展社区矫正试点工作,正式拉开了我国开展社区矫正工作的序幕。在总结首批试点经验的基础上,2005年1月,“两高两部”下发《关于扩大社区矫正试点范围的通知》,将湖北、内蒙古等十二个省市列为第二批社区矫正试点单位。作为全国第二批试点省份,湖北省在武汉等六座城市先行开展社区矫正试点工作。2005年4月30日,武汉市委、市政府办公厅下发《关于成立武汉市社区矫正试点工作领导小组的通知》,成立了武汉市社区矫正领导小组,建立起党委政府领导、司法行政机关组织实施、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市财政局等职能部门配合、基层司法所具体执行的社区矫正试点工作模式。坚持以公安机关为执法主体、司法行政机关为工作主体,具体负责矫正工作。各试点城区将公安派出所社区民警、综合治理特派员作为社区矫正专业力量,同时聘了包括高校师生、社区干部等在内的两千多名热心社区矫正志愿者扩大矫正工作的队伍。在具体解决社区矫正对象就业问题、家庭生活困难等问题方面,由矫正工作领导小组负责协调各职能部门。在具体工作方面武汉市制定了包括日常管理、考核奖励、学习教育、公益劳动、帮困解难等20多项工作制度。截止到2007年武汉市七个试点城区累计接受社区矫正对象1679人,无一人重新犯罪。
  

  武汉市社区矫正工作初步形成了组织体系,并且建章立制规范矫正行为,并积极吸纳社会志愿者参与其中。它的工作机制接近于“北京模式”,即政府主导型。武汉市在社区矫正工作中对政府的依赖较强,此项工作以司法行政机关为主导,司法所承担社区矫正的日常管理工作,在司法局增设社区矫正工作管理处,配备专门的职位和专业人员,硬件上保证了此项工作的顺利开展。整合社会力量充实到社区矫正工作队伍。武汉市各试点城区初步形成了专业队伍为中心,志愿者队伍为补充的社区矫正主体网络。在武汉市的社区矫正实践中,他们认识到影响社区服刑人员再社会化的困境——生存发展、心理及社会认同。与监禁刑相比,罪犯在社区中接受矫正,实践证明,他们面临的首要问题就是生存和发展问题,解决好这一问题,便可以有效预防矫正对象重新犯罪。实践中,他们加强衔接机制建设,发挥各职能部门优势,有效的解决了矫正对象的特困救济、帮助就业等影响生存、发展的问题。同时,工作人员通过走访与沟通有效的化解社区服刑人员不良心理,并引导社区居民正确认识犯罪,激发他们参与到改造罪犯的活动中去,为社区矫正对象建立起社会支持系统。通过多形式的矫正活动,武汉市在此项工作中取得了零重新犯罪率的良好成绩。

  2、我国社区矫正试点工作中的问题
  自2003年7月我国实行社区矫正试点工作以来,形成了北京模式——政府主导型,政府投资成立公益性社团组织——阳光社区矫正服务中心、上海模式——社区主导型,成立民办非企业性质的社团——新航社区服务总站,采取政府通过购买服务的方式。这种购买服务所形成的买卖双方关系,其实只是一种理论上的关系,实际上很难实现。无论是“北京模式”还是“上海模式”,在工作运行过程中都与政府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社区服刑人员处于政府服务的接受者、政府行政资源依附者的地位;无论名义上由谁来管理,实践中,矫正工作者都处在司法行政部门的管理下,自主运作能力有限8。所谓社区矫正,它的特点之一就是要体现社区参与性,社区矫正不仅仅在“社区”这个地理概念上发生,更应体现社区积极矫正罪犯的作用。?9要充分利用社会资源,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社区矫正。社区矫正的真正执行主体应该是自愿投入到犯罪预防工作的人和非政府组织,而非政府。政府只能是一个组织者、监督者,而不是具体的执行者。而武汉市采用的社区矫正模式正是像“北京模式”一样,政府处于主导者地位,社会力量参与不足。从长远看,由政府大包大揽投资,与社区矫正的本意不符,与国家降低行刑成本,提高行刑效率的初衷相违背。我国社区矫正应当充分发挥社区力量,提倡居民自治,发挥群众作用,广泛利用社会力量。

  除此之外,我国社区矫正工作还存在社区矫正立法不足,矫正工作者良莠不齐,矫正经费不足,以及民众在报应思想影响下对矫正工作不理解等普遍性问题。

  三、新疆兵团社区矫正工作的开展情况及现存问题
  (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社区建设情况概述
    在我国,“社区”一词最早是由费孝通先生从英文“community”翻译而来,后来成为我国社会学的通用术语。我国的社区建设起步较晚,2000年11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转发了民政部《关于在全国推进社区建设的意见》,在全国很多城市掀起了社区建设的热潮,《意见》中对社区给予这样的界定:“聚居在一定地域范围内的人们所组成的社会生活共同体。”社区作为一个相对完整的社会实体,它包括了地域空间、人口状况、服务措施、社区文化、社区组织五个要素。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以下简称“兵团”),组建于1954年,承担着国家赋予的屯垦戍边的职责,它受中央政府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双重领导,是一个亦农亦商亦兵的特殊社会组织。兵团现有土地面积7.43万平方千米,拥有254万人口,下辖14个师、188个团场(其中建筑工程团11个)。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资料表明,兵团在普查时实有人口248.05万人,其中农牧团场人口185.03万人,占到兵团人口的74.7%。?10兵团的社区建设较晚,从2004年开始,兵团按照区域大小、人口多少、居民认同感等因素,按照便于服务管理、整合资源、居民自治的原则对社区进行划分,建立了451个社区。112009年兵团在借鉴现有经验的基础上,于下半年全面推进社区建设,撤场并连,逐步完成社区改造。

  (二)新疆兵团社区矫正现状——以某农场为例
  2010年初,新疆兵团在112个团场、街道试行社区矫正,制定了相应的文件,成立了领导小组,建立社区矫正工作机构219个,摸排登记矫正对象473人,纳入社区矫正353人。2011年,新疆兵团在巩固2010年全面试行社区矫正工作成效的基础上,加大力度,全面推开社区矫正工作。以下,笔者将以新疆兵团某农场为例,以小见大,展示新疆兵团社区矫正的状况。

  2010年6月18日,兵团某农场制定文件,成立了以农场党委常委、副政委为组长的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单位有某垦区公、检、法、司、监、农场政法办、司法所、派出所等单位、部门,将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司法所,负责日常工作。在工作体系上,某农场已建立了农场党委领导的,以司法行政部门为主体,其他职能部门配合的工作机制,社区矫正日常工作由司法所进行。工作制度方面,各单位、部门相互配合、权责明确的工作机制,具体由司法所组织有关单位和社区基层组织开展社区矫正工作,会同派出所对社区矫正对象监督考察。社政科配合做好对符合低保条件的矫正对象将其纳入低保范围,工会党团委、妇联主要是提供学习、生活、工作方面的帮助等。同时还建立了对社区矫正对象的管理办法(包括监督、走访、请销假、会客等等)及奖惩、档案信息管理办法。笔者访问了某农场司法所工作人员,了解到该司法所工作人员4名,截止到2011年摸排登记社区矫正对象35人,尚未有解矫人员。现有工作也停留在社区矫正对象的登记造册层面,帮助、教育工作由于多方面原因尚未展开。

  (三)新疆兵团社区矫正工作中的问题
  1、社区矫正工作保障不到位
  首先是矫正资金保障不到位。据了解:该农场司法所的经费来源于农场拨款,而这些有限的经费也大多用于纸笔、档案等办公用品的购置、法制宣传等开销,专项的矫正经费甚至没有。这从物质上限制了社区矫正的正常开展。

  其次是缺乏专业矫正人员。在社区矫正发展成熟的美国,他们有庞大的群体服务于此项工作,据统计,从事此项工作的正式工作人员有7万人,还有30至50万的志愿者参加到其中,而且这些参与者具有较高的文化水平和较丰富的工作经验。我国武汉市也为基层司法所补充至少2名公务员负责此项工作,同时选聘志愿者辅助司法工作人员开展社区矫正工作。而某农场却无专门人员从事此项工作。据调查,某农场司法所在编人数4人,他们承担社区矫正工作外,还要进行人民调节工作、基层的法律服务工作、每年的法制宣传、参与农场综合治理工作、以及配合农场完成其他方面的工作等等,工作量大、头绪复杂,更何况,社区矫正工作对于新疆兵团来说是一项全新的工作,需要投入较多的精力探索和研究。对于只有4人的司法所来说社区矫正工作力不从心,更不要提分出专门的人员负责此项工作。据调查,在实践工作中,有些地区司法所工作人员为了应付社区矫正工作的检查,往往是将基层派出所关于“重点”管控人员的卷宗进行复制形成自己的档案。这样形式主义的做法反而是浪费了人力、物力、财力,起不到好的效果,与国家的刑事政策背道而驰。

  再次是矫正措施、培训措施保障不到位。武汉市在具体的社区矫正工作中形成了日常管理、考核奖励等二十多项制度,并建立起法律疏导、心理咨询等40多个工作基地,同时,定期对相关人员进行培训。某农场社区矫正的相关文件中规定了相应的矫正措施和培训项目,但这些项目在没有资金支持、人员配备的情况下等于纸上谈兵。

  2、对社区矫正工作的认识偏差
  第一,司法机关量化考核限制了社区矫正的发展。公安机关对拘后不捕,检察机关对捕后,法院判处缓刑、免于刑事处罚的都得扣分。这种考核项目贯穿于司法机关每一年的工作中,对于那些可能不被批准逮捕的,可能不被判处监管刑的,出于部门工作成绩及个人绩效考核的考虑,就会被批准逮捕、就会被判处监禁刑,这种考核机制无形之中就限制了社区矫正的发展。
第二,普通民众普遍存在重刑思想。作为一名司法工作者,在工作中随时都可能碰到这样的问题:例如:在

  一起轻伤害案件,案发后,公安机关经过一定程序对犯罪嫌疑人取保候审或监视居住,被害方就会去公安机关闹,或去上访。在被害方看来,这种取保候审或监视居住的强制措施不足以弥补对自己的伤害。司法机关采取这种轻的强制措施,在普通民众眼里,他们会认为这里有猫腻。这种因果报应的思想在普通民众的观念里比较强烈,他们认为犯罪就应当去坐牢,只有坐牢才是犯罪嫌疑人罪恶行径的应有代价。
第三、法律宣传不到位影响了社区矫正工作的开展。笔者随机对50名社区居民进行了调查,通过调查,笔者发现绝大多数社区居民对社区矫正工作不了解,不知道是什么,这其中包括一些司法人员,在进行形象、简单的解释后,他们才一知半解的做出这样或那样的反应,但他们在了解了社区矫正之后,理性地做出了积极的反应。

  3、社区建设不完备及社会力量参与不足
  据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新疆兵团从事农牧业的团场人口为185.03万人,占到兵团人口总数的74.7%,农牧团场的面积大,居住人口较分散,特别是从事牧业的人口,不同季节往往居住在不同的地方,流动性强,国家权力资源的配置不够充足,那么,这些地区与城市相比较,在经济、文化、社区建设等很多方面相对比较落后,这种现状将必然影响到社区矫正工作的开展。据调查新疆兵团自2004年开始在主要团场、地区发展社区,2009年才普遍撤场并连,推行社区建设,但只是在形式上将以前的某团场改为某社区,“换汤不换药”,现代意义的“社区”并没有建立起来。

  藤尼斯对社区的原初概念主要强调基于共同体之上人们的认同感和利益的相关性,没有行政的色彩在里面。在社区里,大量的社会事务是由社区本身来完成的,而不是由政府大包大揽。社区概念暗含的是政府职能的淡出,社会能力的提升,体现的是社会的自助、自主、自治,体现的是社会办社会,而不是政府办社会 。?12而在新疆兵团社区矫正工作,往往只是政府部门的自说自话,社区居民甚至不了解此项制度,更不要说参与到此项工作中来。所以兵团的社区矫正工作必须认识到以上这些现状,不能盲目的移植他人的经验。

  4、缺乏对流动人口的矫正措施
  新疆兵团的支柱产业为农业,而农业中又以棉花为主,虽然为大田生产,但还没有达到采摘完全机械化的程度,每年兵团都要从四川、甘肃等地招来大批量的拾花工,这些人员呈现出季节性流动规律。仍以某农场为例:这样的人口约占到某农场本地人口的50%,数量庞大。根据每年公安机关受理案件的数据分析,流动人口来疆多的几个月,也是治安、刑事案件高发的季节。所以,对流动人口的政策制定的是否恰当,也就影响到新疆兵团的社会和谐稳定。实际工作中,司法机关对流动人口和固定人口待遇往往不一样,导致同罪不同罚。而在某农场制定的社区矫正文件中,其中第十八条提到:社区矫正对象由其户籍地司法所接受管理。户籍地与经常居住地不一致的,由经常居住地司法所接收管理,户籍地司法所应当协助、配合。由此可以看出工作办法针对的是常住人口,对于季节性流动人口的矫正就由该服刑人员的户籍所在地或经常居住地来矫正。据相关资料显示,目前,我国有24个省、区、市司法厅(局)、189个地(市)司法局和1135个县(区、市)司法局经批准设立了社区矫正工作机构,共有26762个司法所开展社区矫正工作?13。但,还有相当地方没有开展社区矫正工作,如果该人所在地没有开展此项工作,那么很可能造成服刑人员漏管。

  四、完善新疆兵团社区矫正工作的若干建议
  (一)提高重视程度,加大支持力度
  1、加大物质投入,解决社区矫正工作财力不足的问题。笔者认为:一方面,政府应该合理的整合社会资源,引入非政府组织的介入,依靠市场机制和自愿原则,将社会闲散资金吸纳进来,投入到社区矫正工作中,为政府“开源”,弥补政府经费不足的尴尬。例如:我们可以尝试成立矫正犯罪人的矫正基金,来缓解矫正资金不足的困难。另一方面,政府也不能完全推卸自己的责任,《通知》中将社区矫正界定为与监狱矫正相对的刑罚执行活动,监狱矫正既然有专项经费,社区矫正就应当有同等的待遇,政府应当拨付专项资金投入到这项工作中来,专款专用。

  2、在司法行政机关内部设立专门的社区矫正机构,统一负责社区矫正工作的开展,包括矫正工作人员的吸纳、培训等。社区矫正是针对犯罪人的社区监督管理和教育改造的一项严肃的执行与矫正活动。在国外这项工作负责部门虽有不同,但大多数是设置在司法部门。例如:澳大利亚、俄罗斯等。在我国,非监禁的刑事犯罪人员由社区派出所负责监控,由于没有专门的矫正执行机构和人员,基本上没有开展对这部分人的心理、生理、行为矫正工作,甚至对这部分人的监督都捉襟见肘。正是由于缺乏专业的矫正执行机构及矫正人员,造成了以往非监禁犯罪人的脱管、漏管。因此,当前的社区矫正工作应当看到以往公安矫正的不足,成立专业的社区矫正队伍,避免社区矫正工作流于形式。同时,应该吸纳那些政治素质高、业务素质强、身体素质好的志愿者从事社区矫正工作。例如:专家学者、离退休干部等有专业技能的人员。

  (二)加强法律宣传,改善认识偏见
  重刑思想已经受到行刑社会化的挑战,社区矫正在很多国家的推广就是一个证明。社区矫正工作要在我国健康开展,首先,司法机关应当改进现有的量化考核机制,使它更符合轻刑化的要求。通过调研,笔者以某检察院近年来受理并提起公诉的案件为例,2007年轻刑率为35%,2008年轻刑率为38.5%,2009年轻刑率为34%,2010年轻刑率为43.9%。从总体统计情况来看,某检察院提起公诉并判处轻刑的比率在逐年上升,而司法机关现有的量化考核机制,笔者认为他其实是重刑思想下的产物,已经不能适应现代的司法改革需求,继续适用必将阻碍社区矫正工作的步伐。同时,司法工作人员也应当改变重刑的思想观念,监禁并不是维持社会稳定的最佳手段。其次,加大宣传力度,让普通民众了解“社区矫正”是什么,社区矫正的意义和价值,让他们明白社区矫正对象的主观危害性不大,在社区矫正的有序监管下,他们是不会对社区治安带来威胁,倡导理智、科学的刑罚观念,淡化民众重刑的刑罚理念。

  (三)运用基层自治力量,完善社区建设
  新疆兵团所属绝大部分为农牧团场,在这些地方社区建设较晚,且不完善,社区社会力量薄弱,社区事务行政主导色彩明显,传统道德和礼俗仍然是社会控制的重要手段。正如费孝通先生所讲,乡土中国是一个熟人的社会。在这个地区进行社区矫正应当依靠基层,充分发挥基层干部的作用。基层干部与人民群众的联系最为紧密,在当地具有一定的权威,而且最了解矫正对象的家庭、社会、活动情况,能够更好更全面的掌握矫正对象的具体现状。在新疆兵团,连队与连队间的距离相对较远,基层干部的作用就显得尤为重要。另一方面,家庭作为社会的最小细胞,家庭成员和服刑人员接触最为密切,服刑人员获得家属的理解和支持是他们重新走向社会的动力。社区矫正将服刑人员家属吸纳进来有利于他们反思过去行为对社会和受害人的伤害,更好的改造。同时,服刑人员家属与服刑人员朝夕相处能够了解他们的不良心理倾向和行为习惯,帮助社区矫正工作者制定更且贴的矫正方案。在新疆兵团的社区矫正工作中,我们应当充分调动基层连队干部和服刑人员家属的积极性。

  (四)将流动人口的矫正纳入工作范围
  目前,在我国各社区矫正试点地区仅仅将社区矫正对象局限在本地户籍人员、居住在本地一年以上的常住人口,对于外来流动人口一般不将他们纳入到本地社区矫正中。新疆兵团每年季节性流动人口较多,前面也有分析,以新疆兵团某农场为例,他每年的流动人口占到当地人口的50%,这些流动人口用自己辛勤劳动给新疆兵团的建设做出了巨大贡献,其中部分人由于生存压力、社会歧视等方面的原因,走上犯罪道路,从而导致当地犯罪问题频现。社区矫正工作将这部分人排除在当地的矫正工作之外,人为地造成了刑罚的不平等,不符合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法律原则。日本的法律对于没有住所地或住所地不明确犯罪人的社区矫正,可以由犯罪人的最后居住地以及现在地的机关对其实施矫正措施及帮助。实践中,我国一些地区对于人户分离犯罪人,实行“异地托管”制度,但它的弊端就是,社区服刑人员外出目的地也开始实施社区矫正试点工作。如果没有实施,那么这种措施也不能运用。其实,我们可以借鉴西方一些国家“中途之家”的做法。新疆兵团可以在社区建设良好的社区建立中介机构,使它成为教育、帮扶等为一体的社区矫正对象救助、教育机构,从而解决社区矫正将流动人口排除在外的问题。

  (五)加强社区矫正的检察监督
  人民检察院作为法律监督机关对非监禁刑执行方式——社区矫正——享有法定的监督权,且这种监督应当是全方位的监督。2006年,最高人民检察院下发通知,要求试点机关的检察机关在社区矫正试点工作中认真履行法律监督职能,发现司法机关在社区矫正工作中有违法情形的,视情节以口头或书面方式予以纠正。对社区矫正实施法律监督是人民检察院依法履行刑罚执行活动法律监督职责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是检察机关参与社会综合治理的重要工作。做好社区矫正工作的法律监督工作,对于保证社区矫正工作依法进行,健康发展,维护社区服刑人员合法权益,预防和减少这些人员重新犯罪,以及司法人员职务犯罪具有重要的意义。人民检察院应当充分认识到社区矫正工作法律监督的重要性,增强责任感,认真履行职责,保证社区矫正工作依法、规范、有序的进行。

  新疆兵团的社区矫正工作尚处于“婴儿期”,工作理念、制度构建等还不成熟。工作中,我们应当借鉴国内外好的做法、模式,扬长避短,结合兵团实际,探索出一条符合新疆兵团的社区矫正新路。

参考资料:
1陈兴良.社区矫正的理念与法律渊源.载中国在职研究生网.http: //www.zzyjs.com/,2010年11月15日.
2参见葛炳瑶.社区矫正导论[M]. 浙江大学出版社, 2009年版 .第3-6页.
3参见葛炳瑶.社区矫正导论[M]. 浙江大学出版社, 2009年版 .第3-6页.
4参见郭建安.社区矫正制度:改革与完善[J].陈兴良主编.载刑事法论评.中国政法大学出版,2004年版.第316-317页.
5葛炳瑶.社区矫正导论[M].浙江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5页.
6参见张鹏.英美社区矫正模式述评. 刘强、姜爱东、朱久伟主编.载社区矫正理论与实务研究文集[C],中国公安大学出版社, 2009年11月版.第425-427页.
7参见苏彩霞、邵严明.我国社区矫正试点工作中的问题与对策[J].载刑事法学, 2010年第4期 .第81-88页.
8谭恩惠、李玲芳.我国社区矫正实施中的问题及对策. 刘强、姜爱东、朱久伟主编.载社区矫正理论与实务研究文集[C],中国公安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75页.
9参见苏彩霞、邵严明.我国社区矫正试点工作中的问题与对策[J].载刑事法学, 2010年第4期.第88页.
10刘刚.新疆兵团流动人口现状研究[J].载新疆兵团警官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9年第3期.第27页.
11令勇.从上海考察谈兵团社区发展[N].载兵团日报.2010年版.
12?李占元、赵东.社区矫正的主要制约因素分析.载法律教育.http://www.chinalawedu.com/,2004年11月12?日.
13崔清新.我国社区矫正工作体制机制逐步完善.载新华网.http://www.xinhuanet.com/,2011年月2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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