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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实稿件 -

陈平:一位清华“右派”的喀什人生
作者:陈 平 文章来源:本站原创 更新时间:2016-7-12 10:29:21

一位清华“右派”的喀什人生
——忆新疆兵团农三师水工团高级工程师彭伟君 


    时间   1992年夏     地点  巴楚垦区小海子南闸

     采访是从电影《牧马人》楔入:

    “有没有人研究这个课题:在‘反右’运动后几十万遭难者中,学理科的比学文科的生命力强得多。你看,那些熬不住倒下的,想不通的;‘精神癫狂的’‘非正常死亡’的,多是学文科的。几十年过去,回头一想,我们学理科的概念精确,讲究严密的逻辑推理,因此,在我们走出第一步时,就推导出第二步,第三步,就有思想准备,承受力自然比文科的‘右派’强得多。他们感情太丰富,太浪漫,容易脆弱……”

    “我被打成‘右派’就对自己的命运列了方程式,‘不服’,打成‘反革命’;再不服,‘判刑’;押送边疆‘改造’;后来,我的人生就是按照这个方程式走的。所以,我一直心理很坚强。当时宣布‘逮捕’,我没有‘惊恐万状’;后来宣布‘彻底平反’,我也没有‘欣喜若狂’——我本来就没有错,更没有罪……”

    1976年秋,“文革”结束。“恶梦醒来是早晨”,1982年,著名导演谢晋的杰作《牧马人》,在全国引起强烈轰动。这部电影在喀什巴楚小海子一个露天电影院放映时,拥挤的观众们没有人注意,有位中年人悄悄抹去冰冷的泪水——他是一个不愿意让人看见眼泪的汉子,男儿流血不流泪,尤其是年轻的妻子和两个刚懂事的女儿坐在前排,看得正激动着……

    他叫彭伟君,不久前被“彻底平反”,被任命为新疆兵团第三师工程团机械大队长,后来任高级工程师。
他对采访的记者说,我的经历比那位《牧马人》曲折艰难得多,也丰富精彩得多。我是学理工的,没有文学细胞,我不知道怎样把自己的经历编成一部文学作品,拍成一部电影。我也不想那样做,因为在全国像我这样的“右派”,发配到新疆的,太多了。记者说,您的名字“伟君”很大气,是希望有一番作为吧?他苦笑一下,名字是父母起的,他们当然希望我作一个顶天立地的人,干一番大事业。结果怎样?“右派”“反革命”到“刑满人员”,遣送到喀什,现在彻底“平反”,当了领导干部,这算不算“伟哉君也”……

“反革命案”

    1960年7月26日,北京汽车制造厂齿轮分厂。戴着“右派”帽子,被监督改造的清华大学汽车制造专业高材生彭伟君,像往常一样走出车间大门。保卫干事守候多时,说“请到保卫科办公室去一下。”他身后站着两位面色严峻的便衣。

    伟君一怔,接着的回答使保卫干事心中暗呼“书呆子”:“中午师傅送了我一盘油炸鱼,还剩了几块。我去吃掉再去行不行?不吃就馊了。”

    “不用了,请!”两个便衣左右“护送”他上了轿车。他被宣布“逮捕”,关进草岚子监狱。

    这座大清国建立的监狱,经历民国,新中国,一直是关押名人重臣的地方。彭伟君被关押后,审讯很少,气氛宽松。审讯官员不用费劲儿就得到了准确的,简短的,切中要害的回答。彭甚至主动说“我知道自己犯的是杀头之罪。”

    有位办案人员百思不得其解:这样的人怎么可能是“反革命”呢?不说学问功底,也不说家庭曾经“红色革命”,就看看他的长相气质,一幅娃娃脸,白净红润,童心透亮,眸子无邪,咋看不像坏人!再听他说话,整个一个小孩“摆家家”……杀头不知命可贵!

    这时的彭伟君,车间喧闹的机器声远去了,在监狱的安静中思考自己:

    1936年2月22日,他出生在四川重庆巴县南棚乡一个破落地主家。父亲是中共早期党员,留学莫斯科,大革命失败后脱党。解放后,他才知道大哥大姐都是中共地下党。1953年,他以优异成绩考入清华大学汽车制造专业。红色家庭,少年得志,“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

    1957年,整风开始。他和一帮学友活跃于清华北大,听民主党批评意见,看各种尖锐锋利的大字报,时而扼腕,时而共鸣,拿着钢笔抄录,送给二姐看。二姐和同事摘其要点,取名《整风在清华北大》油印传阅。
谁知风云突变,“整风”变为“反右”,二姐和那些同事被打成“右派”,他在一年后被“补划右派”,“保留学籍,送工厂监督劳动改造。”

    在工厂里,他们几个“右派”常常秘密交流,他的思想“更右”了。1960年的一天,他们几个好友到北京郊外游玩,看到不少拖儿带女,逃荒要饭的人群,知道了饥饿在全国蔓延。他们震惊万分,深深陷入一个不该他们这些“天之骄子”思考的问题:中国向何处去?社会主义出了什么问题?

   中共一大不是在上海开了一半,后一半转移到嘉兴南湖上开完了嘛,他们也租了一条木舟在颐和园水面上划着,谈笑说“我们也成立个党组织,探索中国社会主义道路该怎么走。”他们约定时间在船上学习《资本论》,讨论“大跃进”等社会问题。

    公安部门很快破获了他们这个密谋中的“反革命组织”。“右派”加“反革命”,这个罪是非常严重的。但在彭伟君心中“没有当回事儿”,“不就是探索中国社会主义怎么纠正错误,正确发展吗!”。他不是“主犯”,从轻判处有期徒刑十年。宣判后,审判官与他有这样对话:“你认罪吗?”“认罪。”“是真心认罪吗?”“是的。想起我的老师说的话,心里很内疚。”“老师怎么说的?”“我刚上清华第一课,老师说大家要好好学习,将来报效祖国。国家培养一个清华大学生,花掉的‘人民币’摞起来有这么高!老师用手势比划一尺多高!我当时惊呆了!这么多人民币却培养了我这个‘反革命’,这是我的罪过……”
他在判决书上签字,听到审判官轻轻一叹:“好好改造吧……”

    1961年底,彭伟君被押送到北京团河汽车配件厂服刑。娃娃脸,孩子气,一点不像大学生,工人们给他起了外号“大婴孩”。

    但是,很快工人们见识了“大婴孩”的才干。车床,刨床,钻床,内燃机,电动机等,不管什么机械,他一看就懂,就会操作。机器出了毛病,他一诊断就能拿出修理办法。

    厂里成立了技术攻关小组,研制解放翻斗车。彭伟君参加的技术小组日以夜继,艰苦攻关,设计成功压力200吨的摩擦压力机,实现了翻斗的一次模压成型。二十年后,他被平反到北京特意去这个厂回访,看到那个庞然大物还在隆隆作响,惊叹:“器若其人,这家伙与我一样结实耐用啊!”陪同的几个清华老同学发出笑声。
负责技术的王副厂长爱惜人才,开大会郑重宣布,以后所有工人不准叫彭伟君“大婴孩”,要叫“彭技术员”。并问彭伟君,有什么困难?彭说技术书不够。问要多少钱?彭鼓起勇气说一千块。那时一千块可是个大数字,相当一个工人三年的工资!王副厂长回答,给你三千块,买书!

    “我喜欢机油味儿,喜欢机器的隆隆声,这个环境使我忘掉‘右派’什么的,使我充满激情,我的才能有用武之地,我要对得起人民为培养一个大学生,花费的那么高一摞子人民币!那时,全厂上下,一个目标——造出中国第一流的汽车!”

    1964年,团河厂接受了国家下达的任务,研制FAJ--18型拖拉机。彭伟君是设计人之一。他埋头查资料,计算设计,试制零件,根本没有想到“文革”的灾难一步步临近了。
人生的悲喜剧转换只在一瞬间:

    1966年7月14日,全厂庆祝第一台新型拖拉机研制成功。“我的巴掌拍红了。那台拖拉机才是真正的小婴孩,红扑扑的脸,大大的眼睛,轰响着,跳跃着,奔跑着!那是我的孩子……”

    但是,第二天,7月15日晚,400多“北京犯人”被押上西去的闷罐车……

“火烧过的地方”

    这里地名“哈拉玛”,维吾尔语“火烧过的地方”。属麦盖提县,在叶尔羌河东岸,濒临塔克拉玛干大沙漠。新成立的新疆兵团农三师在这里修建一座平原水库——前进水库。

    “火烧过的地方”是人的炼狱。彭伟君终身难忘到“哈拉玛”的第一个夜晚:下雨了,草棚子漏下雨点儿,那么冰,那么颤,天苍苍,野茫茫,命运星辰在何方?这里与北京天壤之别!他心里乱若蓬麻,只有一个念头:活下去……

    修大坝的工具是独轮车,满载130公斤,用铁锨拍瓷实一点可以载重150公斤,一路上坡。吃的玉米窝窝头,水煮西葫芦,南瓜。炒菜很少。彭伟君心里一算,这点食物提供的热量根本不够体力的消耗,只有尽可能节省体力,但是每天规定的定额必须完成。于是,他的数学才能发挥出来:装车不超过130公斤,拒绝铁锨拍几下再加一点;一分钟走多少步,边走边数心跳,心跳不超过上限,自己控制好;用鼻子吸气,用嘴巴大口呼出;多喝热开水,每次只喝三五口;绝不考虑争夺什么流动红旗;在收工哨子响的同时倒掉最后一车土……

    “有个犯人身体比我好,年龄稍大一点,车子满载,150公斤,上坡一鼓作气,天天超额,独轮车上总是插着流动红旗,多次受表扬。中队长叫我向他学习。结果不久他累得吐血,一头栽倒,送到毛拉医院。从医院回来后,他找我讨教怎么完成定额,保护好身体。他反倒向我学习,身体慢慢恢复了。当然没有什么流动红旗了。他对我感激不尽。人嘛,到哪一步说哪一步的话,活下去最要紧。”

     1969年夏天,前进水库工程结束,施工队离开哈拉玛向小海子水库转移。近200公里路,走了6天。所有行李,炊具都是小车推着。夜宿荒野,难以入眠。这一路看到了真实的维吾尔老百姓——过去只在电影杂志上看到过——破旧低矮的土块房,毛驴车,玉米馕;吃的涝坝水,穿的旧袷袢;自行车是奢侈品……

    “在北京还能知道一点儿国家大事,到了南疆荒原沙漠就成了鲁滨孙的孤岛,什么都不知道了。但是,从犯人们经过严格检查的家信里,从我们一路看到的一切,我们知道了国家物资非常匮乏,人民生活艰难;经济在下滑;文革初期红极一时的红卫兵上山下乡了;林彪,江青集团炙手可热,权力极大……物极必反,社会必有大变!我能做的就是活下去,等待这个大变!就是这个信念支撑着我……”

    “在北京,大风过后天蓝气爽,格外舒适,在南疆就不一样了,大风过去,接着是一两天落尘天气,空气混浊,干燥胸闷。那天,是死人最多的一天……”

    1969年11月16日早晨,犯人们喝了一点玉米糊糊,就在管教警卫的带领下,奉命转移到肖尔河滩。大风停了,落尘如雾,石山如铁,涓滴皆无。犯人队伍迷路了,似乎刚才走过的山,悄悄挪了地方,蹲在前面等着他们。管教干部,警卫都不见了,犯人队伍散了,有的走不动就三五个躺在石山凹处。彭伟君饿极了,乏极了,独轮车上装了几颗大白菜,还有一件破旧皮大衣。他把白菜芯一把把掏出来,大口吃了,裹着皮大衣躺在独轮车边,等着管教干部来找他。

    糊一夜。第二天凌晨,混沌迷雾中传来管教干部的呼唤,犯人们幽灵般地从石缝,凹沟,土埂里晃悠出来,凑成一支灰头土脸衣衫褴褛的队伍。管教说已经辨明方向了,要过一条河。

    那河水不深但很宽,水很冰凉。彭伟君推着独轮车淌过河,突然听到有人喊“队长!他倒下了!他不行了!”大家七手八脚把一个个湿漉漉的人拖上河滩,倒下三十几个……

    “人在麻木时感觉不到痛苦,万念俱无就无所畏惧了。别的独轮车上是工具,麻袋,我的独轮车上是准备路上做饭的大白菜,还有破皮大衣。这两样微不足道的东西救了我!我想起在北京团河厂有个神学博士对我的评价——修道士。高尔基也说过,人在本质上是大殉道者……”

    1970年春天,他刑满就业,被分配到农三师水工团五队职工。有了工资,有了自由。他可以在浓荫树下乘凉拉二胡了。

    在五队《刑满就业人员花名册》的“文化程度”一栏,赫然一个个中国名牌大学:清华,北大,北农大,复旦,交大等,全团的技术精英集中在这里。工程机械需要什么,他们就技术攻关制造什么。他们常常围在一起,蹲在地上用手指画图纸,商量一个个机械零件图,然后用钢锉,钢锯,手钻等手工工具,把画在地上的零件变成成品。居然造出了车床,刨床,铣床等,造出了机动船!

    有一次,晚饭后散步,彭伟君看到队长和几个人蹲在地上,手指比划着。他一问,团里下达紧急任务造一批胶轮车。大家为买不到材料着急,商量怎么自己制造胶轮车关键零件钢碗。他轻轻一笑说,队长,这事交给我。第二天,他设计一个模具,冲床一压一次成型。队长感叹:“神了!”从此叫他“彭大师傅!”这个名字很快传开,一直到后来他当了总工程师,大家还是叫他“彭大师傅”。新疆人的习惯“师傅”是尊称,“大师傅”那是尊上加尊,礼上加礼。

    刑满后的彭伟君有一种走出炼狱的轻松感,但是队领导,同事们替他有危机感了——三十多岁快奔四十的人,身边没有女人,没有家啊!

    新疆兵团是驻疆部队集体转业组建的武装的生产部队,团场分布在天山南北两大沙漠周边,绿洲经济,军旅文化,有人说像共产主义理想部落。五十年代初期,部队形成规矩,组织上帮助解决个人婚姻问题。这个传统一直延续下来。彭伟君的婚姻成家就成了五队大家操心的事。但是,“刑满人员”这顶帽子,吓退了一个个“亲不亲,线上分”的女人。

    有道是:“男人三十五,衣破没人补;要想有人补,赶快找寡妇。”寡妇没什么不好,是个女人就金贵。但是,到哪儿去找? 

月老苍生

    一辆摩托车沿着石山边的路上轰鸣颠簸行驶着。这是巴楚驶往小海子的唯一一辆摩托车。垦区人人都知道,只有巴楚县邮电局有摩托车。兵团人来自五湖四海,故乡关山远,家书抵万金。邮递员是大家尊敬的人,摩托车轰鸣是家乡亲人的呼唤声。

   骑车人名叫陈德厚,名若其人,其德厚也。他有那个时代最吃香的“三块钢板”:贫农,党员,复员军人;有那个时代闪闪发亮的荣誉:“学习毛泽东著作积极分子”。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他被评为全国邮电系统劳模。

    一个“学毛著积极分子”与一个“刑满政治犯”结成友谊,想方设法帮他介绍老婆,这在那个时代是非常罕见的。

   陈德厚的摩托车是部队淘汰的,零配件缺乏,常出毛病,石子路颠簸,再好的车子也蹦跶不了几年。摩托车坏了,只有“彭大师傅”能修好。于是,两人很快成了朋友。滴水之恩,涌泉相报。陈德厚是个有情有义的汉子,心中涌动着一个念头,帮助彭伟君找个老婆。到新疆的清华儿子娃娃,岂可无家!

   1973年秋,陈德厚到四川达县探亲。他开始给彭伟君张罗着领媳妇。事先没有告诉彭伟君。

   “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未改鬓毛衰”,亲友聚会说不完的热情话。陈德厚给亲友们讲了彭伟君的故事,说:“我拜托大家帮个忙,给他找个对象。”

    川人有一副热心肠,“不管他是啥子左派右派,是个男人就得有个老婆!和尚不亲帽儿亲,他还是咱们四川老乡呢!”

    于是,大家你说一个,他说一个,爱情之箭歪打正着飞向一个火辣直率的川妹子——吴启碧。

    她大大方方,一脸好奇,听陈叔叔“坦白交代”彭伟君的情况:清华高材生;右派;服刑十年一天没减;年龄34岁(故意隐瞒3岁);技术如何了得等。她插了一句:“他有什么爱好?”“拉二胡,唱歌。”“现在还喜欢吗?”“当然,五队的人都知道,彭大师傅爱热闹爱唱歌。”小吴心里一震:受那么多磨难,还那么喜欢唱歌!年龄不能证明他老了!“他有照片吗?”陈德厚说:“我这次回来探亲,没有告诉他我要帮他介绍对象,他不知道这件事。因为介绍对象的事成不成没有把握,我没有问他要照片。如果你相信我,给我地址,我叫他把照片寄给你,你们直接书信交流,好吧?”

    陈德厚在家乡口碑很好,“学习毛选积极分子”,小吴信得过他,留下了地址。

    小吴收到的照片是彭伟君在清华大学时,在颐和园划船留影:22岁,风华正茂,英俊洒脱。寄这张“美好的瞬间”,不是彭伟君卖萌装嫩,而是他被划为“右派”后就再没拍过照片。哪还有照相的心情啊!他只有这一张珍藏的照片。

    小小2吋照片,在吴家引起不小的风波。小吴的姐姐生气了,指责陈德厚:“你怎么介绍了这么个人?”陈德厚沉默一下,说:“你相信不相信我是个好人?”“相信。大家都知道你是个好人。”“那请你也相信他是个好人。”这时,沉默寡言的父亲闷闷地说了一句:“哪朝哪代不都要靠技术吃饭?右派也不都是坏人,只不过嘴巴不严实。”

   小吴任性地说:“怕啥子?我去新疆耍一转儿,见个面,不行就回来嘛!潇洒走一回!”

   彭伟君寄给陈德厚150元,这个钱是他二姐资助的。陈德厚把钱交给吴启碧。

   1974年元月初,小吴到了乌鲁木齐。这座城市的第一印象把川妹子吓得不轻:滴水成冰,街道两边的房檐吊着一个个冰柱子,家家烧煤,黑雾弥漫,刚下的雪就黑乎乎的,火车站下坡一片树林上飞过一群麻雀,她抬头一看几乎惊叫:麻雀是黑的!这是个啥子地方啊!咋个活人啊!

   陈德厚安排她住在火车站对面的喀什办事处,托人帮她找去小海子垦区的汽车。往南疆去的车多得很,但车上都装满货物,驾驶室挤满了人。小吴一住就是一个月。宾馆的人很快喜欢这个火辣辣的川妹子,她不是帮着打扫房间,就是帮助洗被褥,进了伙房洗菜切菜,麻利干脆。大家赞扬她“眼里有活儿,干活儿利索,走到哪里都是一团火。”她大大方方告诉大家来新疆的缘由,大姐大嫂们一听就急了:“南疆风沙大,路途远,喝碱水,那个苦你受不了。”“凭你的长相,聪明麻利,性格开朗,在这里男人任你挑——你闭着眼睛抓一个,也比找个南疆右派好。”有个热心的大嫂,直接约了一个相貌堂堂的复员军人,来宾馆相亲。

   婚姻大事,关系终生。小吴心里如猫爪,她对大嫂说,你们把南疆说得那么苦,使我更加同情那个可怜的“右派”——他怎么熬过这些年?这样吧,我去南疆把150块还给他,看看他人怎么样。不行就回老家去……

 
   热心人终于帮她找了一辆去巴楚小海子的车。宾馆决定免收她的食宿费和粮票。她怀着一颗忐忑不安的心,挤在解放车上驶向南疆。

   后来才知道,老彭看了她寄来的照片后,这一个月里廋了6斤,身体更加单薄。五队传开“彭大师傅的媳妇要来了”,队长下令木工班做了一套时髦的家具,五斗橱,床头柜,脸盆架子等,队友们义务劳动帮他收拾好新房,他的好朋友老铁匠叫会缝纫的妻子,给他做了一套当时“最革命”的行头,黄军装,黄军帽,还说“你不是右派,你是革命知识分子!”

   老彭借了老铁匠的载重自行车来到团部招待所。小吴在院子门口张望,一看到老彭,吓得扭头钻进房子:天哪!比照片上划船的英俊小生老多了!

   老彭沉默半晌,对着她的后背低沉地说,去看看吧……

    小吴跟着老彭到了五队。从大漠农场人的坦诚,热情,尊敬中,她感受到了“彭大师傅”的魅力。两天后,她决定嫁给大十几岁的老彭。

   喜酒是她赶做的一大盆醪糟。麯子是家乡带来。

   婚后的日子刚开始很浪漫,春日融融,连队大院一排茂密的白杨树吐芽儿,老彭拉二胡,川妹子唱“二呀么二郎山,高呀么高万丈……” 

“铁了心,活下去”

    新婚的浪漫很快就消失了,五队的院子里很快听不到“二郎山”了。民以食为天,吃饭成了大问题。小吴是农村户口,要转为新疆兵团户口程序复杂,没有户口就没有口粮供应。老彭月工资29.5元,全部用来买黑市粮。不久,小吴怀孕了,整个孕期她唯一一次奢侈,吃了一个朋友送给老彭的肉罐头。

   彭心惊胆战地等着孩子降生,不知道29.5元工资怎么养活三口人。自己吃包谷面,省下白面留给妻子。小吴拾麦穗,缝补衣服,织毛衣,做布鞋,日子艰难。

   新疆的冬天真冷。小吴挺着凸起的肚子,在冰冷的水里洗被子。被子是医院拿来的,血渍斑斑,特别难洗,但洗一床给4元钱,相当于老彭五天的工资。医院有人可怜她:“你这么年轻,怎么找了这么个人,活得这么苦。”小吴勉强笑着说:“过来了……过得挺好的。”

    1974年12月6日,大雪纷飞,马札山消失在白雾中。老彭和老铁匠用担架把小吴抬到医院。女儿出生,取名“彭吉”,吉祥平安。但是,“吉祥”并未降临。没钱,没粮,没有奶水!孩子哭,娘也哭

 
    那天,在连队大院,小吴走着走着一下子天晕地转栽倒在地上。在医院病房,小吴从昏迷中醒来,看到形容枯槁的丈夫,颤抖着嘴唇说:“孩子……孩子怎么样?”老彭平生第一次流泪——被打成“右派”“反革命”,他没有流泪;被判刑十年,他没有流泪;看到队友一个个倒下去,他也没有流泪,但是,一个大男人养活不了妻子和女儿,此痛锥心!

    这时,小吴的一番话使他忍不住出了医院,面对旷野,大哭一场:“我在乌鲁木齐,人家介绍了三个对象,哪个都比你强。但嫁给你不后悔,你是个好男人,有知识,有本事,还有心善。我铁了心,好好活下去……”

    1976年10月20日,他们第二个女儿降生了。有人要领养这个廋弱的丫头。小吴倔强地说:“我能生就能养。”取乳名“煤碴子”,意思是捡来的。后来丫头长大了问为啥叫这个名字,妈妈哄着说,你是妹妹,喜欢叽叽喳喳,所以叫“妹喳子”。

    老彭长年在水利工地,无暇顾家。小吴做衣服,养猪,捡黄豆,两个孩子在泥土沙滩上,玩耍,嬉闹,慢慢长大,常常一脸灰土砂子,只有晚上妈妈给她俩洗了脸,才能看清小丫头的稚嫩清秀的模样,也才能体验到一阵母亲的甜蜜…… 
  
  “我不能愧对那么高一摞子人民币。”

    那个时代的急剧变化,令人应接不暇。1976年10月,“四人帮”被粉碎,中央宣布“文革”结束。1978年冬,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文革”被全盘否定。1979年,彭伟君的“右派”被平反;1980年,“反革命案”被宣告“错案”,“撤销原判,恢复名誉。”他被任命为机械大队队长,奔走在水利工地。

    青春的心田是肥沃的土地,不论播什么种子都会神长。彭伟君上清华的第一课,老师在讲台上比划着:

    “国家培养一个清华大学生,花费的人民币摞起来有这么高!你们记住,将来学成报效国家,报答人民!”

   三十年后,老彭说:“那一摞子人民币有一尺多高啊!不说那些大道理了,作为男人,要让妻子孩子过好日子;作为清华大学生,要对得起人民的血汗。我就是这样想的。”

   水工团在“文革”结束后十年里,连续拿下了喀什地区三个大型水利工程。每个工程都有老彭的故事——
一项专利。盖孜河分水枢纽工程上马之前,老百姓年年靠毛驴车马车,拉运树梢防洪。方圆五十里树木基本被砍光了,地下水位上升形成望不到边的盐碱滩。水利部长钱正英到现场视察说,二十年前就应该上马这个工程!于是,投资800万元的盖孜河三道桥分水枢纽工程开工了。施工时遇见难度极大的流沙软基础,国家从日本进口七十年代先进机械——电脑控制的混凝土定喷旋喷机。施工两年,水工团高价买下了这套机械。老彭改进了这台当时最先进的机械,原来这台机械喷混凝土厚薄是固定的,老彭设计了一个程序,厚薄可以调节。喀什地区组织全地区水利专家到工地开现场会,大家纷纷赞叹:“完全可以申请专利。”老彭没有申请,他不愿意为这些浪费时间。人生苦短,多干点事。

    一个齿轮。1989年秋,北京那场风波之后,美国为首的西方“制裁中国”。偏在这时,和田喀拉喀什河枢纽工程施工的一台美国进口大型挖掘机,一个齿轮坏了。水工团领导很着急,动员大家想办法。有个工程师的亲戚在美国,接到新疆寄去的齿轮照片和说明后,很快回音,在美国可以买到这个型号的齿轮,200多美金,但是被列入“禁运”了。老彭闻讯,拍案而起:“难道中国人比洋人笨?把齿轮拿来我看看!”一个盘子大的齿轮摆在老彭办公桌上。连续几个不眠之夜,齿轮的一个个参数计算出来,图纸画出来了。美国挖掘机装上“中国齿轮”,不理会什么“禁运”,隆隆作响,舒展铁臂,工人们一片欢呼,赞老彭“神了!”。

   水工团长杨洪霖感慨万分:“有了他,机器就转;没有他,机器就停;这就是知识,就是人才!谁拥有这一切,谁就拥有二十一世纪!”老彭却坦诚的说:“这些不过是书本上有的知识,我不过会用而已。要能把书本上没有的东西造出来,那才叫本事!”

   一座双曲拱桥。1982年的一天,喀什地委书记郭刚给水工团团长,政委,当面交代一项重要任务:修建塔什库尔干夏板迪大桥。郭书记亲自考察过那里,介绍情况是,那里海拔3700多米,雪域高原,氧气只有平原地区的一半;只有一条曲折峻险的骑马可以通行的小路。洪水下来交通断绝,塔什库尔干县有重要文件,派人骑马到峡谷高处,把邮件绑上石头,用力抛向对岸。曾经多次发生邮件石沉激流。“塔吉克人祖祖辈辈盼望修大桥,这个任务交给你们!”

    水工团组织技术人员骑马,徒步,到了现场一看,塔什库尔干河把一座座冰山直上直下切割豁口,顺着喀拉昆仑山东流而去,河水激流抽动一股股寒气。首先要修几十公里的便道,把大型机械运进去。这不是问题,难的是河中间不能立桥墩,只能采用双曲拱桥。而跨度45米的拱桥在水工团的建设史上从未有过。经过反复论证,决定采用悬索吊装施工方案。这个任务落在老彭肩上。这是他一生最艰苦的一次施工。

   施工全面展开,两座四层楼高的塔架夹河耸立,粗壮的钢丝绳临空穿河,运送着建筑材料。一块块拱肋构建预制完备,只待吊装。吊装开始了,老彭和一百多工人心都提到了嗓子眼儿,谁都是第一次经历这种场面。悬索吊着8吨的大构件缓缓移动,老彭沉着指挥。拱桥分为三截,每截并排四块拱肋,两头拱肋固定好后,中间一截必须一次合拢,天衣无缝。

   中间的拱肋轻轻落下,顺利对接。工人们一片欢呼。天黑了,无法施工,等明天继续吊装并排的中间拱肋。那已经不是大问题了,有人准备好了鞭炮。

   谁知第二天,眼看吊装成功,钢丝绳突然断了,构建塌落,塔架也倒塌了。幸亏没有人员伤亡。团长吕保才就站在塔架边上,太危险了!

    机械大队全体员工下山休整。老彭重新设计施工方案。领导谁也没有提出“追究责任”,老彭却陷入深深的自责:“太大意了,太大意了!多少万元付之东流不说了,万一那天站在塔架边的吕团长有个不测,我怎么向工程团父老乡亲交代啊……”

   第二次率领机械大队上山,离国庆35周年还有27天。老彭对工人们宣布:每天的进度计划好了,进入倒计时,吊装成功回喀什过国庆节!

    工人们上山个个拼命干,每天只有五六个小时太阳,中午吃饭一手拿着馕,一手在干活。最后一天吊装来临,老彭一大早发现工人们捆好了行李,问你们那么有把握今天一定成功?工人回答,彭大队长,跟着你干活失败只会有一次,不会有第二次。老彭对助手说,请你去帮我捆好行李,咱们一起下山。“大队长行李捆好了”,工人们信心百倍,各自就位,开始第二次吊装。

   中午,吊装成功!鞭炮声,欢呼声,在深山峡谷久久回荡……

   《喀什日报》发消息《昔日传信抛石头,今日飞虹跨激流》。
 
   1996年,彭伟君退休。二十多年,他参与了喀什和田阿克苏等28个大中型水利工程;参与研制50多台工业,水利机械;一批论文在自治区有关刊物刊用。他获得一系列荣誉:国家建设部劳动模范,新疆兵团优秀知识分子,优秀共产党员等。

   他唯一遗憾是,学的汽车制造专业,一辈子与汽车无缘,“我的理想一直没有变——造出世界第一流的中国汽车。”

    吴启碧和老彭住在团高职楼,小二层。院子里她种的苦瓜,西红柿,硕果累累;葡萄藤爬上二楼;屋里,卧室里恭恭敬敬摆着结婚时五队赠送的书柜,木箱;墙上,镜框里是两人结婚照和那张英俊小生在颐和园划船照片……一切诉说着难忘的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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